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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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保加利亚]
1992
ISBN: 9787020017669
定价: 20.90
装帧: 精装
开本: 其他
纸张: 其他
分类: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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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一部近代史的传奇小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气氛,却又是多么现实!十九世纪后半期,中东欧诸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许多文学杰作,使那些向来不为世人所注意的小国文学,成为欧洲文学的一个重点,而以这部《轭下》为典型的代表作。我们不能读保加利亚原文,因而无从欣赏它的文字之美,虽然据文学史家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对保加利亚民族语文有很大的贡献。从故事方面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部小说渗透着浓厚的自传性。故事所集中的地点,倍拉·采尔克伐,就是作者的故乡索波特,奥格涅诺夫这位可敬可爱的民族英雄,也多少有几笔是伐佐夫的自画像。他 伐佐夫(Fazuofu)(1850~1921)
    保加利亚作家、诗人、戏剧家。生于巴尔干山南麓的索波特城(现名伐佐夫格勒)。童年时在本地学校上学。15岁去普罗夫迪夫中学求学,爱好文学,习作诗歌。早期的诗作深受当时流行的感伤主义的影响。他的父亲是商人,曾把他送往在罗马尼亚经商的伯父处当学徒。他常和侨民中的革命者来往,深受波特夫的影响。他在侨民刊物上发表了充满革命激情的《松树》(1872)一诗,赢得了声誉。不久回国,加入卡勃列什科夫领导的索波特秘密革命委员会,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写诗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帕纳久里什台起义者》一诗成为1876年四月起义的进行曲。四月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罗马尼亚。他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诗集《旗与琴》(1876)和《保加利亚的悲哀》(1877),表达了人民“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并揭露异族统治者对起义的镇压,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这两部诗集与《拯救》(1878)组成了描写四月起义的三部曲,它们的成就推动了保加利亚进步诗歌的发展。1878年保加利亚获得独立,他回国任贝尔科维察地方法庭庭长。他根据这一时期的见闻写成中篇小说《米特罗凡和陶尔米道尔斯基》(1882)。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描写诨名叫“小猪”的法官米特罗凡和绰号叫“狗头”的律师陶尔米道尔斯基两个朋友争权夺利,表现了外省上流社会生活的庸俗和无聊。
    1880年,伐佐夫移居普罗夫迪夫,组织名为“科学”的文学团体,创办同名杂志;后又主编《曙光》杂志和《人民之声》报,出版了诗集《琴》(1881)、《田野和森林》(1884)、《意大利》(1884),中篇小说《流亡者》(1883~1884)、《叔叔伯伯们》(1885)。这期间他还创作了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塑造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形象,它标志着伐佐夫爱国主义诗歌的高峰。此外,他还创作了取材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石丘》、《扎果尔卡》(1883)等 8部长诗。
    1887年,保加利亚建立了斯坦姆波洛夫资产阶级独裁政权,伐佐夫被迫流亡敖德萨,写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轭下》(1894)。这是一部以1876年四月起义为题材,具有自传性的作品。小说主人公职业革命者伊万·克拉利奇,在土耳其囚禁了8年,逃回祖国,化名鲍伊乔·奥格涅诺夫,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白拉切尔克瓦城开展革命活动,发动武装起义,最后壮烈牺牲。作者广泛描写了四月起义前夕保加利亚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以奥格涅诺夫为中心的革命者的群像,表现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气概。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描写细腻,语言生动优美,是这部作品艺术上的独到之处。
    1889年,伐佐夫再次回国,当选为议员,任过教育部长,同时发表了大量作品,如《中短篇小说集》(3卷,1891~1893);短篇小说集《痕与斑》 (2卷,1893~1895)、《见闻录》(1901)、《花花世界》(1902);讽刺喜剧《升官图》(1903);诗集《流浪歌》(1899)、《在我国的天空下》(1900)等。这些作品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揭露政府的贪污腐败,警察的恐怖统治,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等等。另一方面广泛地描写了农民、小职员的悲惨遭遇,对劳动人民寄予同情。在此期间,伐佐夫还写有长篇小说《新的大地》(1896)和《卡扎拉尔的女皇》(1903),对资产阶级社会空虚和伪善的生活、资产阶级家庭的变态关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然而,伐佐夫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错误地把道德完善作为理想,加以歌颂,幻想以阶级调和的手段或通过文化教育去填平对立阶级之间的鸿沟,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巴尔干战争爆发前,伐佐夫处于思想矛盾之中,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但又看不见变革现实的真正力量,找不到出路。这期间,他写了许多反映保加利亚中世纪历史的作品,如长篇小说《斯维托斯拉夫·杰尔杰尔》(1907),中篇小说《伊万·亚历山大》(1907),剧本《鲍里斯拉夫》(1909)、《走向深渊》(1910)、《伊瓦伊洛》(1913)等。这些作品具有爱国主义内容,但也有美化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处。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有些作品如诗集《胜利的雷声》(1914)、《新的反响》(1917)明显地流露出沙文主义情绪。
    伐佐夫还写过许多文学批评论文。他认为作家应该是“时代和人民的儿子”,主张文学真实地描写生活,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还同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流派进行了斗争。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再现了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近半个世纪中保加利亚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被认为是保加利亚现实主义文学优秀的代表。高尔基称他是“为多灾多难的保加利亚的自由和复兴而斗争的诗人和战士”。
    早在30年代,我国就开始出版伐佐夫的作品。鲁迅曾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和《村妇》(今译《一个保加利亚妇人》),并称赞他“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轨道的破坏者,也是体裁家”。以后陆续翻译出版《轭下》、《米特罗凡和陶尔米道尔斯基》和许多短篇小说。
  •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近代史的传奇小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气氛,却又是多么现实!十九世纪后半期,中东欧诸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许多文学杰作,使那些向来不为世人所注意的小国文学,成为欧洲文学的一个重点,而以这部《轭下》为典型的代表作。我们不能读保加利亚原文,因而无从欣赏它的文字之美,虽然据文学史家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对保加利亚民族语文有很大的贡献。从故事方面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部小说渗透着浓厚的自传性。故事所集中的地点,倍拉·采尔克伐,就是作者的故乡索波特,奥格涅诺夫这位可敬可爱的民族英雄,也多少有几笔是伐佐夫的自画像。他
  • 作者简介:
    伐佐夫(Fazuofu)(1850~1921)
    保加利亚作家、诗人、戏剧家。生于巴尔干山南麓的索波特城(现名伐佐夫格勒)。童年时在本地学校上学。15岁去普罗夫迪夫中学求学,爱好文学,习作诗歌。早期的诗作深受当时流行的感伤主义的影响。他的父亲是商人,曾把他送往在罗马尼亚经商的伯父处当学徒。他常和侨民中的革命者来往,深受波特夫的影响。他在侨民刊物上发表了充满革命激情的《松树》(1872)一诗,赢得了声誉。不久回国,加入卡勃列什科夫领导的索波特秘密革命委员会,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写诗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帕纳久里什台起义者》一诗成为1876年四月起义的进行曲。四月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罗马尼亚。他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诗集《旗与琴》(1876)和《保加利亚的悲哀》(1877),表达了人民“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并揭露异族统治者对起义的镇压,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这两部诗集与《拯救》(1878)组成了描写四月起义的三部曲,它们的成就推动了保加利亚进步诗歌的发展。1878年保加利亚获得独立,他回国任贝尔科维察地方法庭庭长。他根据这一时期的见闻写成中篇小说《米特罗凡和陶尔米道尔斯基》(1882)。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描写诨名叫“小猪”的法官米特罗凡和绰号叫“狗头”的律师陶尔米道尔斯基两个朋友争权夺利,表现了外省上流社会生活的庸俗和无聊。
    1880年,伐佐夫移居普罗夫迪夫,组织名为“科学”的文学团体,创办同名杂志;后又主编《曙光》杂志和《人民之声》报,出版了诗集《琴》(1881)、《田野和森林》(1884)、《意大利》(1884),中篇小说《流亡者》(1883~1884)、《叔叔伯伯们》(1885)。这期间他还创作了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塑造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形象,它标志着伐佐夫爱国主义诗歌的高峰。此外,他还创作了取材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石丘》、《扎果尔卡》(1883)等 8部长诗。
    1887年,保加利亚建立了斯坦姆波洛夫资产阶级独裁政权,伐佐夫被迫流亡敖德萨,写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轭下》(1894)。这是一部以1876年四月起义为题材,具有自传性的作品。小说主人公职业革命者伊万·克拉利奇,在土耳其囚禁了8年,逃回祖国,化名鲍伊乔·奥格涅诺夫,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白拉切尔克瓦城开展革命活动,发动武装起义,最后壮烈牺牲。作者广泛描写了四月起义前夕保加利亚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以奥格涅诺夫为中心的革命者的群像,表现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气概。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描写细腻,语言生动优美,是这部作品艺术上的独到之处。
    1889年,伐佐夫再次回国,当选为议员,任过教育部长,同时发表了大量作品,如《中短篇小说集》(3卷,1891~1893);短篇小说集《痕与斑》 (2卷,1893~1895)、《见闻录》(1901)、《花花世界》(1902);讽刺喜剧《升官图》(1903);诗集《流浪歌》(1899)、《在我国的天空下》(1900)等。这些作品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揭露政府的贪污腐败,警察的恐怖统治,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等等。另一方面广泛地描写了农民、小职员的悲惨遭遇,对劳动人民寄予同情。在此期间,伐佐夫还写有长篇小说《新的大地》(1896)和《卡扎拉尔的女皇》(1903),对资产阶级社会空虚和伪善的生活、资产阶级家庭的变态关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然而,伐佐夫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错误地把道德完善作为理想,加以歌颂,幻想以阶级调和的手段或通过文化教育去填平对立阶级之间的鸿沟,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巴尔干战争爆发前,伐佐夫处于思想矛盾之中,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但又看不见变革现实的真正力量,找不到出路。这期间,他写了许多反映保加利亚中世纪历史的作品,如长篇小说《斯维托斯拉夫·杰尔杰尔》(1907),中篇小说《伊万·亚历山大》(1907),剧本《鲍里斯拉夫》(1909)、《走向深渊》(1910)、《伊瓦伊洛》(1913)等。这些作品具有爱国主义内容,但也有美化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处。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有些作品如诗集《胜利的雷声》(1914)、《新的反响》(1917)明显地流露出沙文主义情绪。
    伐佐夫还写过许多文学批评论文。他认为作家应该是“时代和人民的儿子”,主张文学真实地描写生活,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还同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流派进行了斗争。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再现了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近半个世纪中保加利亚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被认为是保加利亚现实主义文学优秀的代表。高尔基称他是“为多灾多难的保加利亚的自由和复兴而斗争的诗人和战士”。
    早在30年代,我国就开始出版伐佐夫的作品。鲁迅曾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和《村妇》(今译《一个保加利亚妇人》),并称赞他“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轨道的破坏者,也是体裁家”。以后陆续翻译出版《轭下》、《米特罗凡和陶尔米道尔斯基》和许多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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