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大字线装本)

经史百家杂钞(大字线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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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社: 中华书局
2014-08
版次: 1
ISBN: 9787101101980
定价: 1480.00
装帧: 其他
开本: 8开
纸张: 胶版纸
  •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编纂过古文选本《经史百家杂钞》,该书在晚清民国极受推崇,但后来也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曾氏评价的变化而有起落。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则有名的事件,既有属于传统体系的官员学者文人的褒扬,有处于新旧过渡时期人物的敬仰,也有近代领袖人物的推崇。前者如《清史稿》编纂者及旧文人王闿运、王先谦等,中者如李鸿章、郭嵩焘、容闳等,近者如毛泽东“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判断更广为人知。除了从章太炎开始称曾氏为“吾祖民贼”到范文澜评曾氏为“汉奸刽子手”的负面一系外,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政治立场的各界名人,对曾氏的评论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而与这种情景不同的是,曾国藩生前编纂当时影响极大的古文选集《经史百家杂钞》,在晚清民国曾风行海内,成为毛泽东向同学友人推荐的“最佳国学入门书”。自解放后却印行甚少,改革开放后也流行不甚广,远不如曾氏《家书》和《家训》等,其中的变迁原因或与社会整体文化背景渐变有关,也与该选本背后蕴含的整体理念之淡化有联系。
      下面我们对作者曾国藩和《经史百家杂钞》其书做一简要介绍。
      其人: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由秀才选贡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以1853年起受清廷委派回湖南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为发端,直至1864年其下属基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因军功逐步高升,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卒后谥号“文正”。曾国藩对清廷的主要政治贡献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成为他后来受到章太炎等人抨击的依据。而《经史百家杂钞》的编纂,据有关考证开始于咸丰元年(1851)初曾国藩在北京任职时期,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春季安徽宿松军营,在这期间曾国藩完成了由文人官僚向政治军事统帅的转型。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他对传统文章选本的认识及其改进行动上。
      其书:

      清代的文章选本,在曾国藩之前已经盛行的有两种,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选的《古文观止》,乾隆四十四年(1779)桐城派主将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两者针对的读者对象有差别,前者重在教学便利,后者更能表达编选者的学术观念,也更受学者重视。曾国藩起初推崇姚鼐,有“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说法,但对姚氏的观点也并非完全赞同,尤其不能认可其重词章而忽视经史的纯文人风格,曾氏后来统兵治政,为清廷重臣,对姚氏轻视典志和“治道”也有不满,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经史百家杂钞》中。

      《经史百家杂钞》全书二十六卷,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相对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的分法,增加了“叙记”和“典志”两类专论政事和制度的文章,其余的应酬性居多的“赠序”类删去,“颂赞”“箴铭”“碑志”则进行了归并。对此曾国藩自己在全书“序例”中有交待,在承认自己所编新书和姚氏书“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之后,又特意强调了自己对经史类文章的重视,“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对于此种重视文中之“道”的观念优势,毛泽东在该书编成五十年后有准确的剖析,见于其《致萧子升》: “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国学的内容,应该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重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杂钞》很可贵。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这也缘于曾国藩与《类纂》编者姚鼐的编书眼光大有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有政治家的胸怀与政治军事实践,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选入了不少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和军事战例的篇目,姚鼐则主要是以辞章家的眼光来筛选。毛泽东之所以看重《杂钞》,说《杂钞》优于《类纂》并向人推荐,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评骘二书。

      《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他青少年时曾通读数遍,在上引《致萧子升》信中对此书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青年的感受: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毛泽东不仅力荐此书,更向同学友人陈说应该如何阅读利用好这部国学入门书,即由该书中所选的某篇文章触类旁通阅读原书同类文章,进而及于该书整体,又由该书属于经史子集中之一而及同类其他重要典籍,“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这种力求通识而戒窄陋的阅读学习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曾经出版线装仿宋体《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四部备要》集部的一种,受到读者的欢迎。

      《经史百家杂钞》和其编者曾国藩在当前社会引起了新一轮的关注热潮,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收藏阅读需要,这次出版线装大字繁体竖排本,系以《经史百家杂钞》现存各刻本中文字较为精审的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为底本,校以上海会文堂石印本,除底本明显有误的字词,根据其所出著作的现代权威通行点校本进行了校改外,多数保留了原貌。对其中一些名篇中的文字问题,也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订正了原书中存在的一些文字错误,以保证本书的史实可靠性和文字准确性。底本中卷首原有曾国藩“序例”,本次也予以保留。对底本中各卷以双行小字注文存在的曾氏评语,本次仍保留在原位置,改用小号仿宋字单行排列,以便全书眉目清晰。 卷一·论著之属一

    卷二·论著之属二

    卷三·词赋之属上编一

    卷四·词赋之属上编二

    卷五·词赋之属上编三

    卷六·词赋之属下编一

    卷七·词赋之属下编二

    卷八·序跋之属一

    卷九·序跋之属二

    卷十·诏令之属

    卷十一·奏议之属一

    卷十二·奏议之属二

    卷十三·奏议之属三

    卷十四·书牍之属一

    卷十五·书牍之属二

    卷十六·哀祭之属

    卷十七·传志之属上编一

    卷十八·传志之属上编二

    卷十九·传志之属上编三

    卷二十·传志之属下编一

    卷二十一·传志之属下编二

    卷二十二·叙记之属一

    卷二十三·叙记之属二

    卷二十四·典志之属一

    卷二十五·典志之属二

    卷二十六·杂记之属
  • 内容简介: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编纂过古文选本《经史百家杂钞》,该书在晚清民国极受推崇,但后来也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曾氏评价的变化而有起落。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则有名的事件,既有属于传统体系的官员学者文人的褒扬,有处于新旧过渡时期人物的敬仰,也有近代领袖人物的推崇。前者如《清史稿》编纂者及旧文人王闿运、王先谦等,中者如李鸿章、郭嵩焘、容闳等,近者如毛泽东“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判断更广为人知。除了从章太炎开始称曾氏为“吾祖民贼”到范文澜评曾氏为“汉奸刽子手”的负面一系外,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政治立场的各界名人,对曾氏的评论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而与这种情景不同的是,曾国藩生前编纂当时影响极大的古文选集《经史百家杂钞》,在晚清民国曾风行海内,成为毛泽东向同学友人推荐的“最佳国学入门书”。自解放后却印行甚少,改革开放后也流行不甚广,远不如曾氏《家书》和《家训》等,其中的变迁原因或与社会整体文化背景渐变有关,也与该选本背后蕴含的整体理念之淡化有联系。
      下面我们对作者曾国藩和《经史百家杂钞》其书做一简要介绍。
      其人: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由秀才选贡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以1853年起受清廷委派回湖南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为发端,直至1864年其下属基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因军功逐步高升,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卒后谥号“文正”。曾国藩对清廷的主要政治贡献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成为他后来受到章太炎等人抨击的依据。而《经史百家杂钞》的编纂,据有关考证开始于咸丰元年(1851)初曾国藩在北京任职时期,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春季安徽宿松军营,在这期间曾国藩完成了由文人官僚向政治军事统帅的转型。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他对传统文章选本的认识及其改进行动上。
      其书:

      清代的文章选本,在曾国藩之前已经盛行的有两种,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选的《古文观止》,乾隆四十四年(1779)桐城派主将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两者针对的读者对象有差别,前者重在教学便利,后者更能表达编选者的学术观念,也更受学者重视。曾国藩起初推崇姚鼐,有“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说法,但对姚氏的观点也并非完全赞同,尤其不能认可其重词章而忽视经史的纯文人风格,曾氏后来统兵治政,为清廷重臣,对姚氏轻视典志和“治道”也有不满,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经史百家杂钞》中。

      《经史百家杂钞》全书二十六卷,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相对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的分法,增加了“叙记”和“典志”两类专论政事和制度的文章,其余的应酬性居多的“赠序”类删去,“颂赞”“箴铭”“碑志”则进行了归并。对此曾国藩自己在全书“序例”中有交待,在承认自己所编新书和姚氏书“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之后,又特意强调了自己对经史类文章的重视,“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对于此种重视文中之“道”的观念优势,毛泽东在该书编成五十年后有准确的剖析,见于其《致萧子升》: “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国学的内容,应该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重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杂钞》很可贵。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这也缘于曾国藩与《类纂》编者姚鼐的编书眼光大有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有政治家的胸怀与政治军事实践,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选入了不少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和军事战例的篇目,姚鼐则主要是以辞章家的眼光来筛选。毛泽东之所以看重《杂钞》,说《杂钞》优于《类纂》并向人推荐,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评骘二书。

      《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他青少年时曾通读数遍,在上引《致萧子升》信中对此书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青年的感受: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毛泽东不仅力荐此书,更向同学友人陈说应该如何阅读利用好这部国学入门书,即由该书中所选的某篇文章触类旁通阅读原书同类文章,进而及于该书整体,又由该书属于经史子集中之一而及同类其他重要典籍,“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这种力求通识而戒窄陋的阅读学习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曾经出版线装仿宋体《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四部备要》集部的一种,受到读者的欢迎。

      《经史百家杂钞》和其编者曾国藩在当前社会引起了新一轮的关注热潮,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收藏阅读需要,这次出版线装大字繁体竖排本,系以《经史百家杂钞》现存各刻本中文字较为精审的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为底本,校以上海会文堂石印本,除底本明显有误的字词,根据其所出著作的现代权威通行点校本进行了校改外,多数保留了原貌。对其中一些名篇中的文字问题,也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订正了原书中存在的一些文字错误,以保证本书的史实可靠性和文字准确性。底本中卷首原有曾国藩“序例”,本次也予以保留。对底本中各卷以双行小字注文存在的曾氏评语,本次仍保留在原位置,改用小号仿宋字单行排列,以便全书眉目清晰。
  • 目录:
    卷一·论著之属一

    卷二·论著之属二

    卷三·词赋之属上编一

    卷四·词赋之属上编二

    卷五·词赋之属上编三

    卷六·词赋之属下编一

    卷七·词赋之属下编二

    卷八·序跋之属一

    卷九·序跋之属二

    卷十·诏令之属

    卷十一·奏议之属一

    卷十二·奏议之属二

    卷十三·奏议之属三

    卷十四·书牍之属一

    卷十五·书牍之属二

    卷十六·哀祭之属

    卷十七·传志之属上编一

    卷十八·传志之属上编二

    卷十九·传志之属上编三

    卷二十·传志之属下编一

    卷二十一·传志之属下编二

    卷二十二·叙记之属一

    卷二十三·叙记之属二

    卷二十四·典志之属一

    卷二十五·典志之属二

    卷二十六·杂记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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