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集疏注:中国古代名家集

李商隐诗集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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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07
版次: 2
ISBN: 9787020096237
定价: 59.00
装帧: 平装
开本: 大32开
纸张: 胶版纸
字数: 592千字
  •   前言

      李商隱是我國唐代後期的一位傑出詩人。他的詩歌具有一定的進步思想傾向,它們深刻地揭露了當時藩鎮分裂割據和宦官擅權亂政的黑暗現實,尖鋭地諷刺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荒淫腐朽,展現了行將没落的唐王朝國勢衰微、民生凋蔽的社會面貌,所以不論從反映現實的深度還是廣度上,他都高出於當時一般創作題材狹窄、格調卑靡的詩人。在詩歌創作上,他廣泛吸取了前輩詩人各種有益的藝術經驗,獨闢蹊徑,開創了自己的新風格,發展並豐富了我國古典詩歌的藝術技巧,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懷州河内(今河南沁陽)人,生於唐憲宗元和八年(八一三),卒於宣宗大中十二年(八五八),一生經歷了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個朝代。這正是唐王朝由中興走向没落的重要轉折時期。李商隱出生的時候,唐代藩鎮之禍剛告平息,出現了短暫的所謂『元和中興』。可是這個基礎並不牢固,不久國家便又陷入了形勢混亂、危機四伏、再也無法擺脱的困難境地,各種社會矛盾都變得空前激烈和尖鋭。唐代開國初期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産起過促進作用的均田制,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人民負擔的租庸調法,這時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壞,代替它們的是新的加重了的剥削與壓迫。地主階級在兩税法施行後,對廣大農民的土地更是公然進行侵吞和掠奪,致使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紛紛淪爲農奴或奴隸。而封建統治集團爲了追求荒淫奢侈的生活,應付内憂外患,還不斷增加人民的負擔,設置種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税,榨取民脂民膏,嚴重地消耗國力,這就不僅加深了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的矛盾,漢族和他族之間的矛盾,也加深了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朝廷裏宦官把持着中央政府的政權和軍權,任意廢立皇帝。地方上藩鎮勢力無視中央命令,要挾中央,甚至擁兵作亂。朝臣爲了各自的利益,也進行着激烈的派系鬥争,出現了所謂牛、李兩黨,互相傾軋,奪利争權,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由於國勢衰微,實力削弱,少數民族統治者對於唐王朝邊境的侵擾也愈加頻繁而嚴重。總而言之,這是一個政治黑暗腐敗、人民飽受煎熬的時代,也是一個唐王朝日趨没落、不斷走下坡路的時代。

      李商隱的一生就是在唐王朝分崩離析、瀕臨瓦解的前夕度過的。他出生於没落的小官僚家庭,雖然他的先世和唐王室同宗,但是並没有編入屬籍,得到正式承認。從他的高祖、曾祖到他的父親,都只做過縣令、縣尉和州郡僚佐一類低級官吏,而且都死得相當早,所以家境是非常困窘和艱難的。他十七歲那年,以文才見知於牛僧孺黨的重要成員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被令狐楚引爲幕府巡官。二十五歲時,他經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的推許,得中進士。同年冬天,令狐楚病死,李商隱失去幕職,只得另謀出路,於是第二年去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幕府擔任幕僚,受到王茂元的器重,不久王茂元就把女兒嫁給了他。王茂元當時被目爲李德裕黨的武人,因而令狐綯認爲李商隱忘了家恩,從此對他深惡痛絶。文宗開成四年(八三九),李商隱通過吏部考試,得任爲秘書省校書郎。校書郎品級雖然不高,但歷來都被認爲是清要的官職,可是不久他就受到朋黨的排擠,被調爲弘農尉。縣尉是封建王朝統治機構中最低級的小官,在這個職位上,一方面對上級官吏要奔走逢迎,一方面對於屬下人民却要直接進行壓迫和掠奪。先於李商隱的詩人高適也曾擔任過這樣的官職,他把這種可厭的官場生活歸納在這樣兩句詩裏:『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作》)這樣的官場生活,李商隱當然是不樂意久居的。開成五年(八四〇),他辭去了尉官,求調他職。武宗會昌二年(八四二),李商隱又重新進入秘書省任正字。可是不久又因爲母喪而離官。等到喪服期滿,武宗死去,宣宗卽位,先後任用了白敏中、令狐綯爲宰相。他們全力否定會昌年間的種種措施,提倡佛教,增設冗員,把李德裕及其徒黨盡行貶去。當時的朝政變得更加昏暗,各項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這個時期,李商隱大部份時間都跟隨鄭亞、盧弘正、柳仲郢在桂州、徐州、梓州等地擔任幕僚。他内心既因爲當時黑暗腐敗的社會現實而倍感壓抑,又因爲日益顯貴的令狐綯始終對他懷恨在心、白眼相加而苦悶頹喪。宣宗大中五年(八五一),妻子王氏病故,這更使他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大中十年(八五六),李商隱隨柳仲郢回到長安,經柳仲郢推薦,出任鹽鐵推官。第二年罷職回到鄭州,下一年,就在閑居生活中寂寞地死去,年僅四十六歲。

      李商隱由於陷入了朋黨的漩渦之中,畢生坎坷,沉淪幕府,四處飄泊,身世確實非常淒涼。過去的評論家中,有人因爲新舊《唐書》説他『詭薄無行』,『放利偷合』,就認爲他是個徘徊於兩黨之間的趨炎附勢、毫無操守的人,再不然就是十分牽強地硬把他歸入牛黨或李黨。其實根據史傳所載,他和令狐綯的凶終末,只是由於他娶了王茂元的女兒,並在王茂元的幕府裏擔任幕僚的緣故,而唐時的知識分子,除了以科第進身之外,往往和名門望族攀結姻親,以擡高自己的身份,這是南北朝以來沿襲已久的一種風氣,在當時是不足爲異的。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詩及悼亡詩》中説,南北朝時,士大夫之『婚姻苟不結高門第,則其政治地位,社會階級,卽因之而低降淪落……當時人品地位,實以仕宦婚姻二事爲評定之標準。唐代政治社會雖不盡同於前代,但終不免受此種風習之影響。故婚仕之際,仍爲士大夫一生成敗得失之所關也。』由此看來,拿這件事責備李商隱『背恩』、『無行』,實在是毫無理由的。誠然,他在兩黨中都有一些關係和他比較密切的人,但在當時,盡管兩黨對立,其重要成員之間也是不乏交往和聯係的,如史載牛黨的宰相崔珙舉李德裕『親善』〔一〕,本屬牛黨的柳仲郢曾被李德裕重用等,因此我們不能據此就説他投機取巧,朝三暮四,毫無操守。再説李商隱實際上也並沒有參加任何一黨。他年輕時受到令狐楚的賞識,進入他的門下學習,令狐楚和他只不過是師生關係,根本不存在朋黨的聯係。他的進入涇幕和就婚王氏,也無非是爲了尋求個人政治前途和生活出路而已,談不上阿附李黨。這從他對黨人的態度來看,也是十分明顯的。他在兩黨勢力此起彼伏的情況下,並沒有因爲某黨一時得勢就倒向某一方,也不以朋黨的偏見去看待某些人,他和李黨的鄭亞、盧弘正友善,也熱情地贊譽過牛黨的杜牧和劉蕡。他和李德裕並無直接交往,但在大中初年,李德裕遭到貶謫以後,他却對李德裕深表同情,肯定他在會昌年間的政績。這些都足以説明他並沒有插足於哪一黨派,並沒有囿於朋黨偏見,否定另一黨成員的是非功過,而是比較客觀地來看待當時的政治局勢的。當然,李商隱作爲一個封建時代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思想上不免存在着嚴重的地主階級庸俗氣。他在遭到令狐綯的排擠打擊後,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節概,而是一再陳情剖白,表明心迹,希望得到令狐綯的諒解,在政治上加以援引。這使他顯得軟弱而可憐,缺乏蔑視權貴的骨氣。可是我們不能因爲這一點就否定他身上所體現的主要政治品質。他在紛亂的黨争中所持的不偏不頗的態度,我們是應該始終予以肯定的。

      李商隱是一個很有抱負,渴望一展所長,對國家作出貢獻的詩人。他的不少具有深刻的進步思想内容與濃厚的時代氣息的詩篇,反映了唐代後期文、武、宣三朝的一些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和多方面的社會矛盾,形象地揭示了唐王朝嚴重的統治危機。這部份作品在李商隱的詩歌創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最能代表他的思想面貌和藝術成就,我們也就是通過這部份詩篇來瞭解和認識詩人的政治主張和立身處世的態度的。

      李商隱詩歌的進步思想内容之一,是批判並抨擊宦官的擅權亂政。宦官擅權是唐代後期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大和九年(八三五),唐文宗不甘忍受宦官的挾制,把心事告訴了李訓、鄭注,密謀誅滅宦官,不料行事倉促,反遭失敗,大批朝臣都受到牽連,無辜遇害,文宗也成了有名無實的傀儡,史稱『甘露之變』。這場重大事變使李商隱受到極大的震動。他在《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詩中,滿懷激憤地揭露了宦官任意殘殺朝中大臣的暴行,公然把他們斥爲『兇徒』,描繪了當時長安内外、朝野之間悲慘肅殺的恐怖景象,並對文宗不能知人善任,致使國家險遭覆亡大禍的輕率舉動進行了批評,還表達了自己渴望平定禍亂的心情,抒發了對國家安危的深切憂慮。李商隱憎惡宦官的黑暗勢力還表現在酬贈哭祭劉蕡的一系列詩篇中。在這些作品中,他並不局限於狹隘的朋友情誼,而是把對劉蕡的政治品質的欽仰,不幸遭遇的同情,和當時的黑暗現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來加以抒寫,表達了自己傷時憂國、痛恨宦官亂政的悲憤心情,使這些篇章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和政治意義。

      李商隱詩歌的進步思想内容的另一個突出方面,是維護國家統一,譴責藩鎮割據。藩鎮割據是安史之亂以後國家面臨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李商隱對此一直非常關心,寫了大量詩歌來表示自己的意見。在《復京》、《渾河中》、《韓碑》、《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登霍山驛樓》、《井絡》等詩中,他熱烈地稱頌了那些平定叛亂、爲國家建立卓越功勳的宰臣將領,憤怒地譴責了憑險割據、擁兵作亂的強藩悍將,並指出了他們必然敗亡的命運。他還經常把反對割據同批評朝廷政治聯係起來,在《隨師東》中,他在揭露政府軍軍紀松弛、謊報戰績、索取厚賞的同時,又指出了問題的癥結在於朝廷的黑暗腐敗,從側面寫出了藩鎮長期割據的根本原因。在《壽安公主出降》中,他更把矛頭直接指向封建上層統治集團,對中央畏懼強藩所採取的屈辱妥協政策進行了尖刻辛辣的諷刺,語意非常沉痛和憤激,表現出他的深沉的憂國胸懷。

      揭露和諷刺封建統治者的荒淫腐朽是李商隱詩歌進步思想内容的又一重要方面。唐代後期許多皇帝都生活奢靡,貪戀女色,服藥求仙,荒廢政事。李商隱目睹這種現象,寫了不少詩篇,對此進行諷刺和抨擊。這些作品大都採取咏史的形式,托古諷今,都是針對現實有感而發的。他在《北齊二首》、《南朝》(玄武湖中玉漏催)、《隋宫》(紫泉宫殿鎖烟霞)、《隋宫》(乘興南游不戒嚴)、《齊宫詞》、《吴宫》等詩中,有意識地選擇了歷史上一些突出的亡國和敗國之君,把他們生活上的驕奢淫逸和政治上的昏憒糊塗聯係起來,着重地指出了他們亡國殞身的歷史教訓,對當時的統治者發出了嚴冷的警告。在《瑶池》、《華山題王母祠》、《漢宫詞》、《漢宫》等詩中,他還揭露了封建統治者迷信神仙、企求長生的虚妄無益,對他們不關心國事、不重視賢才的愚昧行爲進行了辛辣的嘲諷。這些作品在批判、揭露封建統治者方面的深刻性與尖鋭性是同時代其他詩人的作品中所罕有的。另一方面,李商隱也寫了少數反映民生疾苦的詩篇。《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就是他這方面的代表作。在這首長詩中,他撫今追昔,推原禍始,真實地描寫了當時農村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追敍了安史之亂以後與日俱增的民窮財盡的情況,指出國家的治亂興衰『系人不系天』的道理,表達了廣大人民要求賢明的官吏治理國家,以擺脱頻繁的戰禍和不安定的社會秩序的迫切愿望。

      此外,李商隱還寫了大量吟咏懷抱、感慨身世的詩篇。他在這部份作品中表達了自己積極進取、渴望爲世所用的政治熱情,抒發了封建社會中懷才不遇的下層知識分子的感慨。雖然他在仕途上困頓失意,屢遭排擯,但他仍然希圖有所作爲,不時發出愿爲國家效力的強烈呼聲,直到去世之前不久,還爲自己没能實現『匡國』的夙愿而憂憤不已。《初食筍呈座中》、《晚晴》、《高松》、《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幽居冬暮》等詩就是他這方面的優秀作品。它們展現了詩人一生中各個不同時期的昂揚的、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可是我們也應看到,他在《落花》、《天涯》、《寫意》、《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等寄托個人身世之感的作品中,盡管表達了沉淪潦倒的知識分子的痛苦心聲,對封建社會埋没和壓制人才的現象有所揭露,但却也多少流露出了哀傷、低沉的消極情調,缺乏對黑暗現實的抗争精神,表現了詩人性格上軟弱的一面。

      李商隱還有一部份『無題』詩,過去的文藝評論家們對這些作品一直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有些人認爲這些詩深奥隱晦,簡直不可理解。有些人又刻意推求,認爲每篇都深有寄托。有些人又只見綺詞麗句,便認爲這都是些狹邪放蕩的篇什。有些人更把所有的『無題』詩統稱爲『愛情詩』。實際上這些看法都是膚淺的,片面的。清人紀昀按照内容,對這些詩作了比較全面的客觀的分析,他説:『無題諸詩,有確有寄托者,「來是空言去絶踪」之類是也;有戲爲豔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有本事者,如「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而後人題曰無題者,如「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詩相連、失去本題、誤合爲一者,如「幽人不倦賞」是也。宜分别觀之,不必概爲穿鑿。其摘詩中二字爲題者,亦無題之類,亦有此數種。』〔一〕這一段評論中列舉的個别篇目雖然並不一定屬於他所説的類型,但他這樣分清類别、明辨意趣的分析的確是精當恰切的。除了紀昀指出的五類以外,還有失去本題誤合在他篇之後、戲擬齊梁《子夜歌》和《烏棲曲》的作品,它們既無寓意,也無事實。『待得郎來月已低』和『户外重陰黯不開』二首絶句就屬於這一類。我們現在就『無題』詩中確有寓意的篇什來看,寄托的内容大體上都是有關個人不幸的身世遭遇的。從總的傾向來説,這部份作品的社會意義並不大,遠遠比不上他的那些觸及時事的詩篇,所以對它們的思想性作出過高的評價是不符合實際的,也是不恰當的,它們並不能代表李商隱詩歌創作的主流。

      李商隱的詩歌在文學史上歷來歸諸晚唐,其實他的不少名篇傑構,卽使置之中、盛唐也毫不遜色。過去文藝評論家常把他和同時的温庭筠並稱,時號『温李』,也有人把他和同時的另一位詩人杜牧並稱,時號『李杜』,實際上就他們各人反映現實的作品的數量、以及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温庭筠和杜牧都是遠遠及不上李商隱的。李商隱的詩完全胎息杜甫。他在中、晚唐詩人中對杜甫的學習繼承比較全面,不但繼承了杜甫關心國事、揭露黑暗現實的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上也既學習杜甫的古體,又學習杜甫的近體。所以王安石説,『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蔡寬夫詩話》)不過他對杜甫的學習繼承,並不是一味因襲摹擬,亦步亦趨,而是只吸取杜甫遣辭用筆的斡旋回折和含義的深婉沉摯,同時在用典、用字上又博採六朝徐陵、庾信諸人的典贍豐縟,因而創造成了他所獨具的風華藻麗、情韻深美的風格。我們從他詩的面貌來看,比杜甫要顯得濃縟典麗,肉多於骨。但從他詩的韻味、神理上看,則真是深得杜甫的神髓。這正是他才識過人,懂得『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地方,所以他的詩濃縟典麗,而氣勢却能鼓盪;曲折深婉,而情韻却自然生動。

      李商隱的詩各體都有佳作,前人評論他的詩,一般總認爲七律最勝。其實他五律的格調高超,興寄深永,絶句的含藴雋妙和長律的神彩振踔,何嘗不都是自抒風格,卓爾名家。只有古體雖然學杜甫便像杜甫,學韓愈便像韓愈,學李賀便像李賀,用齊梁體便神似齊梁,但諸體紛陳,却没有能自樹一幟。因此和近體相比,未免稍有遜色。

      對於他的詩,歷代評論家中有些人固然進行了比較全面、具體的分析,但也有不少人從主觀成見出發,執其一端,作出種種以偏概全的結論,或則譏諷他用事僻澀或則説他朦朧隱晦。有很長一個時期以來,許多人受了這一類評論的影響,對李商隱的詩抱着隱晦難解的主觀看法,卽使對一首流走自然、情韻深遠的詩,也往往因爲求之過深而弄得旨趣全失,有人甚至把整部李商隱詩當作謎語來胡亂猜測,使讀者墮入五里霧中。實際上從全集來看,除了少數模倣李賀的『長吉體』外,大部份作品都用事精切,深婉含蓄。   叶葱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名为叶元,字葱奇,桐城人,为叶玉麟之子。叶玉麟与李国松、孙宣受业于同县马其昶,并称“马门三杰”,为高第弟子。叶葱奇颇能传其父业,著有《李贺诗集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等。所注《李贺诗集疏注》明晰条辨,足与王琦、吴正子鼎立。 卷上

     锦瑟大

     重过圣女祠

     寄罗劭兴

     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元月因戏赠

     崔处士

     自喜

     题僧壁

     霜月

     異俗二首

     别墅

     商於

     和孙朴韋蟾孔雀咏

     人欲

     华山题王母祠

     华清宫

     楚泽

     蝉

     江亭散席循柳路吟归官舍

     潭州

     赠刘司户

     哭刘司户

     ……

    卷中

    卷下

    附录
  • 内容简介:
      前言

      李商隱是我國唐代後期的一位傑出詩人。他的詩歌具有一定的進步思想傾向,它們深刻地揭露了當時藩鎮分裂割據和宦官擅權亂政的黑暗現實,尖鋭地諷刺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荒淫腐朽,展現了行將没落的唐王朝國勢衰微、民生凋蔽的社會面貌,所以不論從反映現實的深度還是廣度上,他都高出於當時一般創作題材狹窄、格調卑靡的詩人。在詩歌創作上,他廣泛吸取了前輩詩人各種有益的藝術經驗,獨闢蹊徑,開創了自己的新風格,發展並豐富了我國古典詩歌的藝術技巧,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懷州河内(今河南沁陽)人,生於唐憲宗元和八年(八一三),卒於宣宗大中十二年(八五八),一生經歷了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個朝代。這正是唐王朝由中興走向没落的重要轉折時期。李商隱出生的時候,唐代藩鎮之禍剛告平息,出現了短暫的所謂『元和中興』。可是這個基礎並不牢固,不久國家便又陷入了形勢混亂、危機四伏、再也無法擺脱的困難境地,各種社會矛盾都變得空前激烈和尖鋭。唐代開國初期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産起過促進作用的均田制,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人民負擔的租庸調法,這時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壞,代替它們的是新的加重了的剥削與壓迫。地主階級在兩税法施行後,對廣大農民的土地更是公然進行侵吞和掠奪,致使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紛紛淪爲農奴或奴隸。而封建統治集團爲了追求荒淫奢侈的生活,應付内憂外患,還不斷增加人民的負擔,設置種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税,榨取民脂民膏,嚴重地消耗國力,這就不僅加深了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的矛盾,漢族和他族之間的矛盾,也加深了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朝廷裏宦官把持着中央政府的政權和軍權,任意廢立皇帝。地方上藩鎮勢力無視中央命令,要挾中央,甚至擁兵作亂。朝臣爲了各自的利益,也進行着激烈的派系鬥争,出現了所謂牛、李兩黨,互相傾軋,奪利争權,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由於國勢衰微,實力削弱,少數民族統治者對於唐王朝邊境的侵擾也愈加頻繁而嚴重。總而言之,這是一個政治黑暗腐敗、人民飽受煎熬的時代,也是一個唐王朝日趨没落、不斷走下坡路的時代。

      李商隱的一生就是在唐王朝分崩離析、瀕臨瓦解的前夕度過的。他出生於没落的小官僚家庭,雖然他的先世和唐王室同宗,但是並没有編入屬籍,得到正式承認。從他的高祖、曾祖到他的父親,都只做過縣令、縣尉和州郡僚佐一類低級官吏,而且都死得相當早,所以家境是非常困窘和艱難的。他十七歲那年,以文才見知於牛僧孺黨的重要成員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被令狐楚引爲幕府巡官。二十五歲時,他經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的推許,得中進士。同年冬天,令狐楚病死,李商隱失去幕職,只得另謀出路,於是第二年去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幕府擔任幕僚,受到王茂元的器重,不久王茂元就把女兒嫁給了他。王茂元當時被目爲李德裕黨的武人,因而令狐綯認爲李商隱忘了家恩,從此對他深惡痛絶。文宗開成四年(八三九),李商隱通過吏部考試,得任爲秘書省校書郎。校書郎品級雖然不高,但歷來都被認爲是清要的官職,可是不久他就受到朋黨的排擠,被調爲弘農尉。縣尉是封建王朝統治機構中最低級的小官,在這個職位上,一方面對上級官吏要奔走逢迎,一方面對於屬下人民却要直接進行壓迫和掠奪。先於李商隱的詩人高適也曾擔任過這樣的官職,他把這種可厭的官場生活歸納在這樣兩句詩裏:『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作》)這樣的官場生活,李商隱當然是不樂意久居的。開成五年(八四〇),他辭去了尉官,求調他職。武宗會昌二年(八四二),李商隱又重新進入秘書省任正字。可是不久又因爲母喪而離官。等到喪服期滿,武宗死去,宣宗卽位,先後任用了白敏中、令狐綯爲宰相。他們全力否定會昌年間的種種措施,提倡佛教,增設冗員,把李德裕及其徒黨盡行貶去。當時的朝政變得更加昏暗,各項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這個時期,李商隱大部份時間都跟隨鄭亞、盧弘正、柳仲郢在桂州、徐州、梓州等地擔任幕僚。他内心既因爲當時黑暗腐敗的社會現實而倍感壓抑,又因爲日益顯貴的令狐綯始終對他懷恨在心、白眼相加而苦悶頹喪。宣宗大中五年(八五一),妻子王氏病故,這更使他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大中十年(八五六),李商隱隨柳仲郢回到長安,經柳仲郢推薦,出任鹽鐵推官。第二年罷職回到鄭州,下一年,就在閑居生活中寂寞地死去,年僅四十六歲。

      李商隱由於陷入了朋黨的漩渦之中,畢生坎坷,沉淪幕府,四處飄泊,身世確實非常淒涼。過去的評論家中,有人因爲新舊《唐書》説他『詭薄無行』,『放利偷合』,就認爲他是個徘徊於兩黨之間的趨炎附勢、毫無操守的人,再不然就是十分牽強地硬把他歸入牛黨或李黨。其實根據史傳所載,他和令狐綯的凶終末,只是由於他娶了王茂元的女兒,並在王茂元的幕府裏擔任幕僚的緣故,而唐時的知識分子,除了以科第進身之外,往往和名門望族攀結姻親,以擡高自己的身份,這是南北朝以來沿襲已久的一種風氣,在當時是不足爲異的。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詩及悼亡詩》中説,南北朝時,士大夫之『婚姻苟不結高門第,則其政治地位,社會階級,卽因之而低降淪落……當時人品地位,實以仕宦婚姻二事爲評定之標準。唐代政治社會雖不盡同於前代,但終不免受此種風習之影響。故婚仕之際,仍爲士大夫一生成敗得失之所關也。』由此看來,拿這件事責備李商隱『背恩』、『無行』,實在是毫無理由的。誠然,他在兩黨中都有一些關係和他比較密切的人,但在當時,盡管兩黨對立,其重要成員之間也是不乏交往和聯係的,如史載牛黨的宰相崔珙舉李德裕『親善』〔一〕,本屬牛黨的柳仲郢曾被李德裕重用等,因此我們不能據此就説他投機取巧,朝三暮四,毫無操守。再説李商隱實際上也並沒有參加任何一黨。他年輕時受到令狐楚的賞識,進入他的門下學習,令狐楚和他只不過是師生關係,根本不存在朋黨的聯係。他的進入涇幕和就婚王氏,也無非是爲了尋求個人政治前途和生活出路而已,談不上阿附李黨。這從他對黨人的態度來看,也是十分明顯的。他在兩黨勢力此起彼伏的情況下,並沒有因爲某黨一時得勢就倒向某一方,也不以朋黨的偏見去看待某些人,他和李黨的鄭亞、盧弘正友善,也熱情地贊譽過牛黨的杜牧和劉蕡。他和李德裕並無直接交往,但在大中初年,李德裕遭到貶謫以後,他却對李德裕深表同情,肯定他在會昌年間的政績。這些都足以説明他並沒有插足於哪一黨派,並沒有囿於朋黨偏見,否定另一黨成員的是非功過,而是比較客觀地來看待當時的政治局勢的。當然,李商隱作爲一個封建時代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思想上不免存在着嚴重的地主階級庸俗氣。他在遭到令狐綯的排擠打擊後,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節概,而是一再陳情剖白,表明心迹,希望得到令狐綯的諒解,在政治上加以援引。這使他顯得軟弱而可憐,缺乏蔑視權貴的骨氣。可是我們不能因爲這一點就否定他身上所體現的主要政治品質。他在紛亂的黨争中所持的不偏不頗的態度,我們是應該始終予以肯定的。

      李商隱是一個很有抱負,渴望一展所長,對國家作出貢獻的詩人。他的不少具有深刻的進步思想内容與濃厚的時代氣息的詩篇,反映了唐代後期文、武、宣三朝的一些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和多方面的社會矛盾,形象地揭示了唐王朝嚴重的統治危機。這部份作品在李商隱的詩歌創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最能代表他的思想面貌和藝術成就,我們也就是通過這部份詩篇來瞭解和認識詩人的政治主張和立身處世的態度的。

      李商隱詩歌的進步思想内容之一,是批判並抨擊宦官的擅權亂政。宦官擅權是唐代後期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大和九年(八三五),唐文宗不甘忍受宦官的挾制,把心事告訴了李訓、鄭注,密謀誅滅宦官,不料行事倉促,反遭失敗,大批朝臣都受到牽連,無辜遇害,文宗也成了有名無實的傀儡,史稱『甘露之變』。這場重大事變使李商隱受到極大的震動。他在《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詩中,滿懷激憤地揭露了宦官任意殘殺朝中大臣的暴行,公然把他們斥爲『兇徒』,描繪了當時長安内外、朝野之間悲慘肅殺的恐怖景象,並對文宗不能知人善任,致使國家險遭覆亡大禍的輕率舉動進行了批評,還表達了自己渴望平定禍亂的心情,抒發了對國家安危的深切憂慮。李商隱憎惡宦官的黑暗勢力還表現在酬贈哭祭劉蕡的一系列詩篇中。在這些作品中,他並不局限於狹隘的朋友情誼,而是把對劉蕡的政治品質的欽仰,不幸遭遇的同情,和當時的黑暗現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來加以抒寫,表達了自己傷時憂國、痛恨宦官亂政的悲憤心情,使這些篇章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和政治意義。

      李商隱詩歌的進步思想内容的另一個突出方面,是維護國家統一,譴責藩鎮割據。藩鎮割據是安史之亂以後國家面臨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李商隱對此一直非常關心,寫了大量詩歌來表示自己的意見。在《復京》、《渾河中》、《韓碑》、《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登霍山驛樓》、《井絡》等詩中,他熱烈地稱頌了那些平定叛亂、爲國家建立卓越功勳的宰臣將領,憤怒地譴責了憑險割據、擁兵作亂的強藩悍將,並指出了他們必然敗亡的命運。他還經常把反對割據同批評朝廷政治聯係起來,在《隨師東》中,他在揭露政府軍軍紀松弛、謊報戰績、索取厚賞的同時,又指出了問題的癥結在於朝廷的黑暗腐敗,從側面寫出了藩鎮長期割據的根本原因。在《壽安公主出降》中,他更把矛頭直接指向封建上層統治集團,對中央畏懼強藩所採取的屈辱妥協政策進行了尖刻辛辣的諷刺,語意非常沉痛和憤激,表現出他的深沉的憂國胸懷。

      揭露和諷刺封建統治者的荒淫腐朽是李商隱詩歌進步思想内容的又一重要方面。唐代後期許多皇帝都生活奢靡,貪戀女色,服藥求仙,荒廢政事。李商隱目睹這種現象,寫了不少詩篇,對此進行諷刺和抨擊。這些作品大都採取咏史的形式,托古諷今,都是針對現實有感而發的。他在《北齊二首》、《南朝》(玄武湖中玉漏催)、《隋宫》(紫泉宫殿鎖烟霞)、《隋宫》(乘興南游不戒嚴)、《齊宫詞》、《吴宫》等詩中,有意識地選擇了歷史上一些突出的亡國和敗國之君,把他們生活上的驕奢淫逸和政治上的昏憒糊塗聯係起來,着重地指出了他們亡國殞身的歷史教訓,對當時的統治者發出了嚴冷的警告。在《瑶池》、《華山題王母祠》、《漢宫詞》、《漢宫》等詩中,他還揭露了封建統治者迷信神仙、企求長生的虚妄無益,對他們不關心國事、不重視賢才的愚昧行爲進行了辛辣的嘲諷。這些作品在批判、揭露封建統治者方面的深刻性與尖鋭性是同時代其他詩人的作品中所罕有的。另一方面,李商隱也寫了少數反映民生疾苦的詩篇。《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就是他這方面的代表作。在這首長詩中,他撫今追昔,推原禍始,真實地描寫了當時農村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追敍了安史之亂以後與日俱增的民窮財盡的情況,指出國家的治亂興衰『系人不系天』的道理,表達了廣大人民要求賢明的官吏治理國家,以擺脱頻繁的戰禍和不安定的社會秩序的迫切愿望。

      此外,李商隱還寫了大量吟咏懷抱、感慨身世的詩篇。他在這部份作品中表達了自己積極進取、渴望爲世所用的政治熱情,抒發了封建社會中懷才不遇的下層知識分子的感慨。雖然他在仕途上困頓失意,屢遭排擯,但他仍然希圖有所作爲,不時發出愿爲國家效力的強烈呼聲,直到去世之前不久,還爲自己没能實現『匡國』的夙愿而憂憤不已。《初食筍呈座中》、《晚晴》、《高松》、《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幽居冬暮》等詩就是他這方面的優秀作品。它們展現了詩人一生中各個不同時期的昂揚的、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可是我們也應看到,他在《落花》、《天涯》、《寫意》、《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等寄托個人身世之感的作品中,盡管表達了沉淪潦倒的知識分子的痛苦心聲,對封建社會埋没和壓制人才的現象有所揭露,但却也多少流露出了哀傷、低沉的消極情調,缺乏對黑暗現實的抗争精神,表現了詩人性格上軟弱的一面。

      李商隱還有一部份『無題』詩,過去的文藝評論家們對這些作品一直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有些人認爲這些詩深奥隱晦,簡直不可理解。有些人又刻意推求,認爲每篇都深有寄托。有些人又只見綺詞麗句,便認爲這都是些狹邪放蕩的篇什。有些人更把所有的『無題』詩統稱爲『愛情詩』。實際上這些看法都是膚淺的,片面的。清人紀昀按照内容,對這些詩作了比較全面的客觀的分析,他説:『無題諸詩,有確有寄托者,「來是空言去絶踪」之類是也;有戲爲豔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有本事者,如「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而後人題曰無題者,如「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詩相連、失去本題、誤合爲一者,如「幽人不倦賞」是也。宜分别觀之,不必概爲穿鑿。其摘詩中二字爲題者,亦無題之類,亦有此數種。』〔一〕這一段評論中列舉的個别篇目雖然並不一定屬於他所説的類型,但他這樣分清類别、明辨意趣的分析的確是精當恰切的。除了紀昀指出的五類以外,還有失去本題誤合在他篇之後、戲擬齊梁《子夜歌》和《烏棲曲》的作品,它們既無寓意,也無事實。『待得郎來月已低』和『户外重陰黯不開』二首絶句就屬於這一類。我們現在就『無題』詩中確有寓意的篇什來看,寄托的内容大體上都是有關個人不幸的身世遭遇的。從總的傾向來説,這部份作品的社會意義並不大,遠遠比不上他的那些觸及時事的詩篇,所以對它們的思想性作出過高的評價是不符合實際的,也是不恰當的,它們並不能代表李商隱詩歌創作的主流。

      李商隱的詩歌在文學史上歷來歸諸晚唐,其實他的不少名篇傑構,卽使置之中、盛唐也毫不遜色。過去文藝評論家常把他和同時的温庭筠並稱,時號『温李』,也有人把他和同時的另一位詩人杜牧並稱,時號『李杜』,實際上就他們各人反映現實的作品的數量、以及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温庭筠和杜牧都是遠遠及不上李商隱的。李商隱的詩完全胎息杜甫。他在中、晚唐詩人中對杜甫的學習繼承比較全面,不但繼承了杜甫關心國事、揭露黑暗現實的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上也既學習杜甫的古體,又學習杜甫的近體。所以王安石説,『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蔡寬夫詩話》)不過他對杜甫的學習繼承,並不是一味因襲摹擬,亦步亦趨,而是只吸取杜甫遣辭用筆的斡旋回折和含義的深婉沉摯,同時在用典、用字上又博採六朝徐陵、庾信諸人的典贍豐縟,因而創造成了他所獨具的風華藻麗、情韻深美的風格。我們從他詩的面貌來看,比杜甫要顯得濃縟典麗,肉多於骨。但從他詩的韻味、神理上看,則真是深得杜甫的神髓。這正是他才識過人,懂得『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地方,所以他的詩濃縟典麗,而氣勢却能鼓盪;曲折深婉,而情韻却自然生動。

      李商隱的詩各體都有佳作,前人評論他的詩,一般總認爲七律最勝。其實他五律的格調高超,興寄深永,絶句的含藴雋妙和長律的神彩振踔,何嘗不都是自抒風格,卓爾名家。只有古體雖然學杜甫便像杜甫,學韓愈便像韓愈,學李賀便像李賀,用齊梁體便神似齊梁,但諸體紛陳,却没有能自樹一幟。因此和近體相比,未免稍有遜色。

      對於他的詩,歷代評論家中有些人固然進行了比較全面、具體的分析,但也有不少人從主觀成見出發,執其一端,作出種種以偏概全的結論,或則譏諷他用事僻澀或則説他朦朧隱晦。有很長一個時期以來,許多人受了這一類評論的影響,對李商隱的詩抱着隱晦難解的主觀看法,卽使對一首流走自然、情韻深遠的詩,也往往因爲求之過深而弄得旨趣全失,有人甚至把整部李商隱詩當作謎語來胡亂猜測,使讀者墮入五里霧中。實際上從全集來看,除了少數模倣李賀的『長吉體』外,大部份作品都用事精切,深婉含蓄。
  • 作者简介:
      叶葱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名为叶元,字葱奇,桐城人,为叶玉麟之子。叶玉麟与李国松、孙宣受业于同县马其昶,并称“马门三杰”,为高第弟子。叶葱奇颇能传其父业,著有《李贺诗集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等。所注《李贺诗集疏注》明晰条辨,足与王琦、吴正子鼎立。
  • 目录:
    卷上

     锦瑟大

     重过圣女祠

     寄罗劭兴

     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元月因戏赠

     崔处士

     自喜

     题僧壁

     霜月

     異俗二首

     别墅

     商於

     和孙朴韋蟾孔雀咏

     人欲

     华山题王母祠

     华清宫

     楚泽

     蝉

     江亭散席循柳路吟归官舍

     潭州

     赠刘司户

     哭刘司户

     ……

    卷中

    卷下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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