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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元素——钱币

作者: 徐承泰

出版社: 长春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01

版次: 1

ISBN: 9787544546898

定价: 58.00

装帧: 其他

开本: 16开

纸张: 纯质纸

分类: 社会文化

10人买过

“中华文化元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子。该丛书由阐发体现中华元素的若干文化事象的系列作品组成，如《饮食》《节庆》《武术》《服饰》《宗族》《汉字》等14册，200余万字，是一部图文并茂、学术品位较高的文化史丛书，也是*部关于“中华文化元素”的系统研究丛书。该书吸收*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徐承泰，武汉大学教授。
第一章  铜钱
  第一节  渊源殊异
  第二节  制度创立
  第三节  乱象丛生
  第四节  高度发展
  第五节  浮沉起落
第二章  金银
  第一节  黄金独尊
  第二节  金退银兴
  第三节  白银为主
第三章  纸币
  第一节  因便而兴
  第二节  盛极转衰
  第三节  应急之举
第四章  铁铅铸币
  第一节  禁止流通
  第二节  法定货币
  第三节  繁荣昌盛
  第四节  穷途末路
第五章  民俗钱
  第一节  图文并茂
  第二节  祈福享乐
  第三节  喜庆厌胜
  第四节  瘗埋奉佛
  第五节  名家留泽
结语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中华文化元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元素的大型普及类丛书，共14册，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图文并茂、四色印刷、装帧精美，读可悦目、思可悦心、藏可上架。本书是其中的《钱币》分册，由徐承泰著。

精彩内容
武帝之造白金，是因为连年击胡，又水旱之灾频发，“县官大空”，“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
以澹用”（《汉书·食货志下》）。王莽以白银为货币，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首先，王莽以白银为货币，像以龟贝为货币一样，自有其复古思想的根源。其次，在王莽的“宝货”制体系中，龟贝早已不在货币序列，甚至连宝物都算不上，骤然身处货币之列，朝夕之间难以齐备。而黄金早在王莽登上帝位之前，就禁
止列侯以下的私人蓄积，“宝货”制虽然规定了黄金一斤值钱一万，但此时是有价无市。因此，如果不把白银列入“宝货”的体系中，这个“宝货”制就只能是空有其名了。最后，王莽的币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搜刮富豪的财产，此时的少府内，应该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白银，利用它们进一步聚敛民财，当是王莽的又一重要策略。
除此之外，西汉文献中，偶有提及白银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金布律》有采银纳税的记录；《汉书·食货志上》载晁错言：“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贡禹也说：“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这些记载中，白银往往与黄金、珠玉并提，主要是因其所具有的价值，贡禹所谓“为币”者，当主要是指铜钱而言，因为除了武帝时期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外，西汉没有用银的记载，而珠玉用为货币就更无可能。故秦及西汉时期，除上述两个特殊时期外，白银尚未取得货币地位。
东汉关于白银的记录不多，但相较西汉已有改观
。《后汉书·班超传》：“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后汉书·西羌传》载：“（安帝永初五年）秋，汉阳人杜琦及弟
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人上邦城，琦自称安汉将军。于是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遣刺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赐钱百万。而杜季贡、王信等将其众据樗泉营。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破之，斩王信等六百余级，没人妻子五百余人，收金银彩帛一亿已上。”又载：“延光元年春……安帝假金印紫绶，赐金银彩缯各有差。”安帝延光四年（125），宦官孙程等拥立顺帝有功，顺帝封十九侯，《后汉书·宦者列传》“孙程”条云：“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考察东汉文献有关白银的记载，有以下特点：首先，全部与黄金并用，可见两者性质在当时相若，应该都具备货币的职能。其次，涉及价值尺度、储藏、
资财、赏赐、酬谢、贿赂、聘金等七个方面，虽然与黄金、铜钱的全面性还不能相比，每项功能的事例也
往往只是一条，但相比秦汉时期而言已是巨大进步。
再次，东汉文献中，用银记录最早出现于章帝章和元年（87），稍晚见于和帝永元二年（90），但这两条文献所示，都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有关，未必能说明中原的情况。东汉用银记录集中出现于安帝以后，占全部用银记录的80％，而且已有较多中原的事例。因此可以认为，东汉白银的货币职能，在安帝以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地位迅速上升。
三国之时，白银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并有超越黄金之势。《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正始元年（240）七月诏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
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干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说明白银已具购买与支付功能。
又载，嘉平五年（253）八月诏云：“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干户，谥日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干饼，绢干匹。”赏赐已变为银、绢，白银地位的上升毋庸置疑。因此，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到三国时期，白银的货币职能得到了充分肯定，地位提升并得到巩固。
山东青州、临淄曾出土过一批汉代银铤，多为长条形，亦有束腰船形者，有“中元二年”“中元二年考工所造”“光和四年左尚方造”“建和二年上郡亭侯口口公行银匠王升银匠左宫银匠吴口”等铭文。对于这批银铤，学术界颇有争议，一般认为是真品，或者至少有真品存在。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中，提出两点疑问：其一，长条状铤形金银见于唐宋之后；其二，字口新而铤身旧，疑为后刻。他认为这类遗物当属宋元时代以后。据彭信威先生《中国货币史》一书中提供的船形银铤的照片观察，此种银铤应该出现于宋元以后无疑。
P90－93
内容简介:
“中华文化元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子。该丛书由阐发体现中华元素的若干文化事象的系列作品组成，如《饮食》《节庆》《武术》《服饰》《宗族》《汉字》等14册，200余万字，是一部图文并茂、学术品位较高的文化史丛书，也是*部关于“中华文化元素”的系统研究丛书。该书吸收*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
作者简介:
徐承泰，武汉大学教授。
目录:

第一章  铜钱
  第一节  渊源殊异
  第二节  制度创立
  第三节  乱象丛生
  第四节  高度发展
  第五节  浮沉起落
第二章  金银
  第一节  黄金独尊
  第二节  金退银兴
  第三节  白银为主
第三章  纸币
  第一节  因便而兴
  第二节  盛极转衰
  第三节  应急之举
第四章  铁铅铸币
  第一节  禁止流通
  第二节  法定货币
  第三节  繁荣昌盛
  第四节  穷途末路
第五章  民俗钱
  第一节  图文并茂
  第二节  祈福享乐
  第三节  喜庆厌胜
  第四节  瘗埋奉佛
  第五节  名家留泽
结语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中华文化元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元素的大型普及类丛书，共14册，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图文并茂、四色印刷、装帧精美，读可悦目、思可悦心、藏可上架。本书是其中的《钱币》分册，由徐承泰著。

精彩内容
武帝之造白金，是因为连年击胡，又水旱之灾频发，“县官大空”，“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
以澹用”（《汉书·食货志下》）。王莽以白银为货币，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首先，王莽以白银为货币，像以龟贝为货币一样，自有其复古思想的根源。其次，在王莽的“宝货”制体系中，龟贝早已不在货币序列，甚至连宝物都算不上，骤然身处货币之列，朝夕之间难以齐备。而黄金早在王莽登上帝位之前，就禁
止列侯以下的私人蓄积，“宝货”制虽然规定了黄金一斤值钱一万，但此时是有价无市。因此，如果不把白银列入“宝货”的体系中，这个“宝货”制就只能是空有其名了。最后，王莽的币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搜刮富豪的财产，此时的少府内，应该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白银，利用它们进一步聚敛民财，当是王莽的又一重要策略。
除此之外，西汉文献中，偶有提及白银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金布律》有采银纳税的记录；《汉书·食货志上》载晁错言：“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贡禹也说：“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这些记载中，白银往往与黄金、珠玉并提，主要是因其所具有的价值，贡禹所谓“为币”者，当主要是指铜钱而言，因为除了武帝时期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外，西汉没有用银的记载，而珠玉用为货币就更无可能。故秦及西汉时期，除上述两个特殊时期外，白银尚未取得货币地位。
东汉关于白银的记录不多，但相较西汉已有改观
。《后汉书·班超传》：“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后汉书·西羌传》载：“（安帝永初五年）秋，汉阳人杜琦及弟
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人上邦城，琦自称安汉将军。于是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遣刺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赐钱百万。而杜季贡、王信等将其众据樗泉营。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破之，斩王信等六百余级，没人妻子五百余人，收金银彩帛一亿已上。”又载：“延光元年春……安帝假金印紫绶，赐金银彩缯各有差。”安帝延光四年（125），宦官孙程等拥立顺帝有功，顺帝封十九侯，《后汉书·宦者列传》“孙程”条云：“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考察东汉文献有关白银的记载，有以下特点：首先，全部与黄金并用，可见两者性质在当时相若，应该都具备货币的职能。其次，涉及价值尺度、储藏、
资财、赏赐、酬谢、贿赂、聘金等七个方面，虽然与黄金、铜钱的全面性还不能相比，每项功能的事例也
往往只是一条，但相比秦汉时期而言已是巨大进步。
再次，东汉文献中，用银记录最早出现于章帝章和元年（87），稍晚见于和帝永元二年（90），但这两条文献所示，都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有关，未必能说明中原的情况。东汉用银记录集中出现于安帝以后，占全部用银记录的80％，而且已有较多中原的事例。因此可以认为，东汉白银的货币职能，在安帝以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地位迅速上升。
三国之时，白银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并有超越黄金之势。《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正始元年（240）七月诏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
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干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说明白银已具购买与支付功能。
又载，嘉平五年（253）八月诏云：“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干户，谥日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干饼，绢干匹。”赏赐已变为银、绢，白银地位的上升毋庸置疑。因此，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到三国时期，白银的货币职能得到了充分肯定，地位提升并得到巩固。
山东青州、临淄曾出土过一批汉代银铤，多为长条形，亦有束腰船形者，有“中元二年”“中元二年考工所造”“光和四年左尚方造”“建和二年上郡亭侯口口公行银匠王升银匠左宫银匠吴口”等铭文。对于这批银铤，学术界颇有争议，一般认为是真品，或者至少有真品存在。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中，提出两点疑问：其一，长条状铤形金银见于唐宋之后；其二，字口新而铤身旧，疑为后刻。他认为这类遗物当属宋元时代以后。据彭信威先生《中国货币史》一书中提供的船形银铤的照片观察，此种银铤应该出现于宋元以后无疑。
P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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