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剔文坛：孙绍振如是说
出版时间:
2001-07
版次:
1
ISBN:
9787211038404
定价:
16.50
装帧:
平装
开本:
其他
纸张:
胶版纸
页数:
302页
字数:
229千字
38人买过
-
从激情澎湃的诗人到深刻睿智的学者，从当初宏观体系的建构（“新的美学原则”、“变异论”、“错位说”等）到今天微观部件的磨洗（“如是说”、“挑剔文坛”等），孙绍振的每一步都在创造。《挑剔文坛》便是其十多年来执着于建构理论大厦之余的一些“微雕”。书分二辑：“挑剔文坛”和“文苑探幽”。无论是“挑剔”还是“探幽”，无不体现着作者对艺术奥秘的深刻体悟，无不呈示着作者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
正是基于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才使得作者敢于挑战权威、挑剔文坛。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鲁迅评为“多智而近妖”。而孙绍振先生没有囿于鲁说，而是实实在在地分析了罗贯中“状诸葛多智”的原由：“在军事三角之中，作者又安排了一个心理三角……心理上胜负的重要性不但常常放在军事的胜负之上，而且常常放在生命之上……诸葛亮的超人智慧是情节和人物发展的一个动因。”这种分析深刻而独到，为罗贯中的艺术创造力做了辩护。从鲁迅到当今正红的作家再回溯到古代经典的作家作品，他都发出了他“于不疑处有疑”的声音。在这里，没有尖酸刻薄的嘲弄，没有居高临下的戏谑，没有“扮酷”，有的依然是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比如对《白鹿原》的品评，在当时众口一词的“史诗”、“杰作”的声浪当中，孙绍振依然清醒地指出了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混淆”并指出了陈忠实在最基本的语言功夫上的“蹩脚”甚或“拙劣”。什么是技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在孙绍振的意识当中是非常清晰的，是不容易被瞒过的。因为，他花毕生精力探求的正是艺术的奥秘。最能体现他“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的案例莫过于他为余秋雨所做的辩护。在冷眼旁观了一场又一场闹剧之后，在京
沪两地的重量级批评家一再沉默之后，在细读了余秋雨每一篇散文之后，他一连写了三篇文章，指出了余秋雨在散文艺术上所做出的突破性的贡献。为余秋雨，更是为中国当代散文，发出了他做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发出的真诚的声音。尤其是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当口，这种声音尤为可贵。
倘不是孙绍振的“夫子自道”，对其批评的方法还真得费一番功夫才能归纳、提纯和抽象出来。现在好了，孙绍振在《挑剔文坛·自序》中“金针度人”，亮出了他在打磨这些“微雕”时所使用的方法。比起各种“主义”、“学说”来，孙绍振的这些方法似乎并不时髦、新潮，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些方法的态度，他没有照抄照搬生吞活剥，更没有玩弄一些概念游戏，而是结合我国经典的文学作品去解读，去检验。比如《徐志摩的诗和现代作家的包办婚姻》就是运用“证明和证伪”法的结合论证了“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的利弊，得出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包办婚姻之弊早已为人类所痛切地加以批判；而自由恋爱走向*，又可能导致光有自由没有恋爱”的结论。最值得称道的是带有孙氏独创色彩的“还原法”，他运用这种方法对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白居易的《长恨歌》、吴敬梓的《范进中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提出了欣赏艺术的基本要求：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要善于从艺术的感觉、逻辑中还原出科学的理性的感觉，而且还要看出这种感觉和逻辑表现出的人类情感的价值。
应当强调的是，这里的“挑剔文坛”中的“挑剔”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作者凭着其本身坚实的理论素养、深厚的艺术修养、丰富的审美经验对一向被视为“经典”的艺术作品本身所暴露出的“破绽”的“指瑕”，其目的不是故作惊人之论的“哗众取宠”，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真正知音对并不完善的艺术品所做的修正。其根本动因依然是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文坛和批评界，缺少的是“公平”、“宽容”、“通达”，少有真的声音。动不动就“酷评”一气，似乎不“酷”就不“深刻”。有人说20世纪是“文学批评终结”的世纪，有这样一批“批评家”，不要说文学批评会终结，文学创作也没指望。因为一旦一个“千里马”出现就会有成群的“伯乐”们蜂拥而上，不是“捧杀”就是“骂杀”。
批评的灵魂是“热情”，有“热情”则批评的灵魂在，无“热情”则批评的灵魂亡。我们的文坛却是一个近乎“零度”的文坛，有些评论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热情洋溢”都无法掩饰住其骨子里的阴冷。什么时候，我们的批评家们对艺术创作真正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对艺术家真正充满了景仰和尊崇，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就会兴盛。 孙绍振，男，无党派人士，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历任北京大学、华侨大学中文系教师，1972年调入福建师大中文系。1990 年至1995年，先后到德国、美国、香港等多所大学讲学。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福建省政协常委（1996年起）、福建 自序——关于本书所使用的艺术分析方法
第一辑 挑剔文坛
反抗盲目的权威崇拜
鲁迅研究中的两种病态
鲁迅不理解诸葛亮
鲁迅是否忽视了《三国演义》的奇才决定论？
周作人的散文大师称号是否名副其实？
在德国读《汇校本》
戴望舒为什么不是浪漫主义者？
徐志摩的诗和现代作家的包办婚姻
丁玲为什么对沈从文那么刻薄？
陈寅恪的学术悲剧
何其芳未尽其才
钱钟书不成熟的短篇小说
《围城》的顾运与幸运
《围城》是男性沙文主义的代表作吗？
《围城》为何未列入经典？
钱钟书的幽默缺乏宽容
挑战文坛权威——从《十途有批判书》谈起
《废都》：灵魂对肉体的败北
《废都》应把两个女人合并为一个
《白鹿原》的艺术破产
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混淆——再评《白鹿原》
评改一段《白鹿原》——三评《白鹿原》
性欲成为情节关键的模式
刘心武太过一本正经了
关于朦胧诗的一段历史公案
顾城真正的死因是什么？
顾城杀妻、自杀的心理学分析
顾城的死和文人的堕落
影视强奸文学以后
关于夏志清对鲁迅和张爱玲的评价
张爱玲：大节有亏艺术不朽
纪弦的形象将因历史而转变
三毛作品中蹩脚的对话
谈台湾女诗人席慕容的诗
经典小说的败笔
曹雪芹的美学局限
……
第二辑 文苑探幽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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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激情澎湃的诗人到深刻睿智的学者，从当初宏观体系的建构（“新的美学原则”、“变异论”、“错位说”等）到今天微观部件的磨洗（“如是说”、“挑剔文坛”等），孙绍振的每一步都在创造。《挑剔文坛》便是其十多年来执着于建构理论大厦之余的一些“微雕”。书分二辑：“挑剔文坛”和“文苑探幽”。无论是“挑剔”还是“探幽”，无不体现着作者对艺术奥秘的深刻体悟，无不呈示着作者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
正是基于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才使得作者敢于挑战权威、挑剔文坛。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鲁迅评为“多智而近妖”。而孙绍振先生没有囿于鲁说，而是实实在在地分析了罗贯中“状诸葛多智”的原由：“在军事三角之中，作者又安排了一个心理三角……心理上胜负的重要性不但常常放在军事的胜负之上，而且常常放在生命之上……诸葛亮的超人智慧是情节和人物发展的一个动因。”这种分析深刻而独到，为罗贯中的艺术创造力做了辩护。从鲁迅到当今正红的作家再回溯到古代经典的作家作品，他都发出了他“于不疑处有疑”的声音。在这里，没有尖酸刻薄的嘲弄，没有居高临下的戏谑，没有“扮酷”，有的依然是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比如对《白鹿原》的品评，在当时众口一词的“史诗”、“杰作”的声浪当中，孙绍振依然清醒地指出了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混淆”并指出了陈忠实在最基本的语言功夫上的“蹩脚”甚或“拙劣”。什么是技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在孙绍振的意识当中是非常清晰的，是不容易被瞒过的。因为，他花毕生精力探求的正是艺术的奥秘。最能体现他“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的案例莫过于他为余秋雨所做的辩护。在冷眼旁观了一场又一场闹剧之后，在京
沪两地的重量级批评家一再沉默之后，在细读了余秋雨每一篇散文之后，他一连写了三篇文章，指出了余秋雨在散文艺术上所做出的突破性的贡献。为余秋雨，更是为中国当代散文，发出了他做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发出的真诚的声音。尤其是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当口，这种声音尤为可贵。
倘不是孙绍振的“夫子自道”，对其批评的方法还真得费一番功夫才能归纳、提纯和抽象出来。现在好了，孙绍振在《挑剔文坛·自序》中“金针度人”，亮出了他在打磨这些“微雕”时所使用的方法。比起各种“主义”、“学说”来，孙绍振的这些方法似乎并不时髦、新潮，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些方法的态度，他没有照抄照搬生吞活剥，更没有玩弄一些概念游戏，而是结合我国经典的文学作品去解读，去检验。比如《徐志摩的诗和现代作家的包办婚姻》就是运用“证明和证伪”法的结合论证了“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的利弊，得出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包办婚姻之弊早已为人类所痛切地加以批判；而自由恋爱走向*，又可能导致光有自由没有恋爱”的结论。最值得称道的是带有孙氏独创色彩的“还原法”，他运用这种方法对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白居易的《长恨歌》、吴敬梓的《范进中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提出了欣赏艺术的基本要求：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要善于从艺术的感觉、逻辑中还原出科学的理性的感觉，而且还要看出这种感觉和逻辑表现出的人类情感的价值。
应当强调的是，这里的“挑剔文坛”中的“挑剔”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作者凭着其本身坚实的理论素养、深厚的艺术修养、丰富的审美经验对一向被视为“经典”的艺术作品本身所暴露出的“破绽”的“指瑕”，其目的不是故作惊人之论的“哗众取宠”，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真正知音对并不完善的艺术品所做的修正。其根本动因依然是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文坛和批评界，缺少的是“公平”、“宽容”、“通达”，少有真的声音。动不动就“酷评”一气，似乎不“酷”就不“深刻”。有人说20世纪是“文学批评终结”的世纪，有这样一批“批评家”，不要说文学批评会终结，文学创作也没指望。因为一旦一个“千里马”出现就会有成群的“伯乐”们蜂拥而上，不是“捧杀”就是“骂杀”。
批评的灵魂是“热情”，有“热情”则批评的灵魂在，无“热情”则批评的灵魂亡。我们的文坛却是一个近乎“零度”的文坛，有些评论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热情洋溢”都无法掩饰住其骨子里的阴冷。什么时候，我们的批评家们对艺术创作真正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对艺术家真正充满了景仰和尊崇，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就会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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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绍振，男，无党派人士，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历任北京大学、华侨大学中文系教师，1972年调入福建师大中文系。1990 年至1995年，先后到德国、美国、香港等多所大学讲学。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福建省政协常委（1996年起）、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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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关于本书所使用的艺术分析方法
第一辑 挑剔文坛
反抗盲目的权威崇拜
鲁迅研究中的两种病态
鲁迅不理解诸葛亮
鲁迅是否忽视了《三国演义》的奇才决定论？
周作人的散文大师称号是否名副其实？
在德国读《汇校本》
戴望舒为什么不是浪漫主义者？
徐志摩的诗和现代作家的包办婚姻
丁玲为什么对沈从文那么刻薄？
陈寅恪的学术悲剧
何其芳未尽其才
钱钟书不成熟的短篇小说
《围城》的顾运与幸运
《围城》是男性沙文主义的代表作吗？
《围城》为何未列入经典？
钱钟书的幽默缺乏宽容
挑战文坛权威——从《十途有批判书》谈起
《废都》：灵魂对肉体的败北
《废都》应把两个女人合并为一个
《白鹿原》的艺术破产
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混淆——再评《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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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太过一本正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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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杀妻、自杀的心理学分析
顾城的死和文人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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